飞去美国

飞去美国

我最后决定在2023年11月20日飞去美国。

说出来可能没人信，出发去机场的路上，双方还在谈条件的细节。我坚持要等到所有条款都敲定才肯上飞机，一直坐在登机口外面等消息。那一刻很魔幻，电影都不敢这么拍。

直到最后几分钟，条件总算谈得差不多，我才起身走进机舱。

抵达西雅图

我上一次来西雅图，还是三十年前住在温哥华的时候，我连市中心都没去过。

2023年11月20日下午，我落地西雅图。尽管律师们一直安慰，但我还是担心司法部在边境把我扣下来。好在我用加拿大护照顺利过关了。

律师也提醒，证监会的人可能会耍花样。我的律师特意到登机口接我。幸好最后什么都没发生，我顺利入境了。

下午和律师们碰了头，还和缓刑官开了Zoom视频会议。开庭前，他们要收集我的各种信息：身高体重、种族、外貌、健康状况、家庭、财务、犯罪记录、心理状况、吸不吸毒等等。

我的案子本身简单，但也算特殊：我没前科、不吸毒、身体基本健康；没工资，但也不靠社会救济。律师已经提前帮我填好表，缓刑官只是对下细节。

能看出来，她想尽量减少自己的工作。她反复说：“既然政府允许你在美国自由活动，我根本管不了你，也不想担这个责任。”

她这话可能有两层意思：要么是取保候审期，我不需要定期向她汇报；要么法官为了便于监管，会把我的活动范围限制在西雅图。当时我完全猜不透会是哪一种结果。

辞任前夜

那晚，我和特地赶来的姐姐、母亲还有及位好朋友一起吃了晚饭。之后就回饭店房间自己一个人待着。

我知道第二天早上全世界都会看到新闻：我向美国联邦法院认罪，也辞去了币安CEO。媒体一定会 在我出庭没法说话的时候发表报道。我们得提前准备好对外声明。

过去的及天，在和律师开会的间隙里，我一直在写一篇博客。但直到那天晚上都定不下来，太多事情还悬在那里。

那晚，我一个人坐在饭店房间里，终于把文章写完了。写着写着，突然意识到：我要离开这家公司了，这家在过去七年里几乎是我全部人生的公司。情绪涌上来，我没忍住，掉了眼泪。

我起身去洗手间洗了把脸，回来继续写。凌晨四点写完第一稿，发给了亚洲团队。后来我们的总法律顾问告诉我，她读到时哭了。最终，他们一个字都没改。

我们计划，在我第二天走出法庭的那一刻，立刻发布那篇文章。

认罪和保释听证会

第二天一早，我穿上西装，和律师们一起去往西雅图的法院。这事没有公开，现场只有我的家人和几个好朋友。法庭里有几个记者，估计直到开庭才认出我是谁。

进了法院，我先去登记，拍了张像嫌疑人档案照似的照片，还填了几张表。表格上没有“违反《银行保密法》”这一项，工作人员随手就勾了“金融诈骗”。我试着解释不是诈骗，但他根本懒得听。

认罪过程很简单，大部分条件律师早谈好了。法官拿着厚厚的文件，一条条问我听明白没有，基本上只要回答“是”。

真正的争议点在保释。我的律师强调，我是自愿主动从阿联酋来美国认罪的，要是真想逃，待在非引渡国家阿联酋显然更安全。很少有人会主动从这种地方飞来认罪再逃跑。

讽刺的是，司法部之前说过不反对保释。可等我真来了，他们又改口，说我会在知道事情严重性后改变主意逃跑。

地方法官Brian Tsuchida支持我，认为我没有潜逃风险。他提到我没有前科，一向守法，也没有涉及欺诈行为。他判定我可以在等待宣判期间先回阿联酋。

以往司法部很少会因为保释上诉，就算上诉法官通常也不会改判。但这次，美国司法部偏偏就上诉了。

我的西雅图律师说，他干了40年这行，从没见过司法部上诉保释决定。另一个律师也说美国司法部“完全没看清形势”，这反而可能对我有利，因为会把法院惹恼。

但结果呢？

两周之后，联邦地区法官Richard Jones支持了司法部的上诉，推翻原裁决。我必须留在美国，直到2024年2月23日宣判。整整三个月后。

这意味着接下来三个月我都不能离开美国。因为没带厚衣服，我只好临时去买些冬装保暖。

风筝冲浪

卸任了币安CEO，我在美国等待宣判的这段时间真是闲得发慌。不能工作，不能创业，我整个人卡住了。于是干脆给自己放个假，就在网上随便找了个人少又可以玩风筝冲浪的地方，Corpus Christi。

我在谷歌地图上搜到一家附近的风筝冲浪店。店里的人跟我说水“不冷”。结果11月底的水冷得要命。大概是我冲过最冷的水了。但就算这样，我还是在海里玩了两个小时，让冰冷的海水暂时冲走那些烦心事。

感恩节那天我还在Corpus Christi。有个朋友特地从达拉斯开了七小时车来看我。那天所有餐厅都关门了，火鸡也买不到。我的保镖就烤了些排骨，我们一起喝了点啤酒。

感恩节过后，天气越来越冷，我就改去滑雪了。

法律准备

尽管我一直不愿多想，但在2024年2月23日正式宣判之前，还有一大堆法律准备要弄。

最后会怎么判，谁也说不准。法官权力很大，可以判缓刑（不用坐牢）、居家监禁，或者直接坐牢。

所以我必须认真准备自己的法庭陈述，得在“请求缓刑”和“居家监禁”之间找个平衡。说得太轻，法官可能会觉得我不真诚，判得更重；说太严重，又有可能让法官取中间点时对我不利。

那段时间，我和律师团队开了无数个会，反复琢磨怎么把握这种微妙的分寸。

律师还建议我准备一些“支持信”，找些认识我的亲友来写，让法官看到我作为“一个普通人”的那面，说最好能收集50封左右。

支持信

2023年圣诞节前，我开始向家人和朋友们求助。我只问了十来个人，但很快，信像雪花一样飞来。我最初请求的那几位朋友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认识我的人。我开始收到一些“我几乎不认识”的人的信。他们写自己认识了我多久，为什么支持我。有很多特别真诚、感人的内容。

其中有一封信是：